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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忘记的“红色抒怀诗人”
发布日期:2021-05-04 20:53   来源:未知   阅读:

  不该被忘记的“红色抒情诗人”

  作者:赵学勇

  在中国新诗史上,作为红色抒情诗人的殷夫是不该被遗忘的。殷夫(1910?1931),原名徐柏庭,笔名殷夫、白莽、莎菲等。殷夫十四五岁开端写诗,1930年初自编《孩儿塔》诗集,其中有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等于1924?1925年间写的,露出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干。在殷夫短暂的性命过程中,曾三次被捕入狱。他对革命坚贞不渝,是兼革命家和诗人为一体的先锋诗人。

  普罗诗人的鼓号

  20世纪20年代末,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主要转折时代,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诗人,以强劲的革命呐喊冲击着中国诗坛,展现着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常识分子的赤忱。在艺术上,蒋光慈继续了郭沫若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法和豪迈、恣肆、高朗的艺术作风,但还比拟“成熟”,即诗人的真情还不晋升为诗情;在表示伎俩跟语言上过火直白,给人一种过于强烈的情感“愤泄”,就像他也否认的“我的诗同我本人自身一样,太政治化了,太社会化了”。蒋光慈是古代中国政治抒怀诗的先行者,他岂但要做“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自题小照》),“为光亮而斗争的鼓号”(《新梦?自序》),而且要“勉力成一个东方布衣诗人”,做一个“粗鲁的抱不平的歌者”,“愿破在十字街头呼号毕生”(《鸭绿江上?自序诗》)。

  作为红色革命诗歌的早期摸索者,蒋光慈以简略明快且极富煽动性的诗情推进了一种新的审美风尚,甚至艺术上的毛糙和诗歌的无控制为他博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既有时尚和风行,也就有过期和扬弃。就像他的忽然而至一样,蒋光慈很快被革命洪流吞没,成为一个分歧时宜的、颓丧的浪漫文人。

  现代革命历史的形象再现

  继蒋光慈后起的是站在普罗诗歌艺术高峰上的年青歌者殷夫。他在现代中国红色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上承续蒋光慈又逾越了蒋光慈,他把革命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程度,成为这个诗派成绩最高的代表诗人。鲁迅高度评估殷夫的诗歌属于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时代,称他的诗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残害者的憎的丰碑”,“是属于别一世界”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诗”(《孩儿塔?序》)。

  殷夫的诗歌是典型的“红色鼓动诗”,是作为战士的诗人从布满着火与血的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吆喝出来的,因而诗中的意象大多来自实际生涯的感触。他诗中固然有呐喊,然而借助于丰硕的诗歌形象且饱含着高昂的革命激情的呐喊,是借助于来自斗争生活的诗性抒发的呐喊,因此能敲击读者的神经和心灵。

  《一九二九年蒲月一日》无疑是红色抒情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这是全世界的创伤,/这也是全世界的内疚,/力的抵触与抵触,/暴发的日子总在前头。/呵,咱们将看见这个决口,/红的血与白的脓汹涌奔流,/大的风暴和急的雨阵,/污秽的墙上涂满新油。……/呵哟,这是一阵春雷的暴吼,/新时期的呱呱声音,/谁都溶入了一个憧憬的烟流,/谁都拿起拳头欢送自己的凌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人在歌颂,他是和他的同道、和宽大的工人大众一起在“五一”罢工示威游行中“暴吼”,是无产阶级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是诗人对现代革命历史巨大场景的形象再现。无产阶级的幻想、信心、气概在殷夫那种丰满的革命诗绪中畅达地宣泄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发明、设想和抒情,在殷夫那里,抒情主体已不再是“我”,而是和巨大的群体气力结为一体,也和浩浩大荡的历史潮流融为一体。五四时期那种个人化的自我抒情被摈弃了,文学中的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力感、悲戚无告的心绪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杀身成仁的力量和勇气,是群体的“我们”发出的时代大音。因而,在统一首诗里,作为个体的“我”不再觉得涓滴害怕,由于“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焚烧”??“我”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团体和一种不可克服的历史力量的不可分别的一局部。殷夫的诗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从他的诗的节奏里,可能听到无产阶层在大时代的铿锵步协调对光明世界的憧憬,感到那些悲壮的为争夺自在的人们的热忱和力气。

  革命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型

  抒情主体身份的转变,也象征着中国新诗主体精力的改变,它使得新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体现着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表征着现代文学不可逆转的主流发展趋势。因此能够说,殷夫是早期“红色抒情诗”的先行者和开辟者。

  作为这一诗派的代表诗人,殷夫的诗歌老是充斥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豪情:“我们是受饥饿,严寒所压迫的一群,/苦痛和愤怒象蚕个别地吞啮着我们的心头,/我们没有欢喜,和幸福,也没有叹声,/我们只是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踯躅前进!”“我们肩并着肩,让冷风吹着我们的赤身,/我们手牵着手,相互传递着同情和微温,/我们带着粉碎的心灵和苦楚的运气,/忍耐着,忍受着,一起地踯躅前进!”“在我们的心里,恼怒的炬火已经燃起,/对抗的热焰已经冲动,激昂了我们的血液,/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把脚步整洁,/向前走去,冲去,喷着愤怒的火气!/……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彤霞,旖旎!”恰是在革命奋斗的实际中,锻炼了诗人坚韧不拔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背离了出生的统治阶级,转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歌手。

  殷夫的诗典范地反应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转型: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意识到阶级意识,从家庭枷锁到辽阔的社会,从个人的叛逆到阶级的觉悟,并且建构起了新的革命伦理:“别了,哥哥,别了,/尔后各走前程,/再见的机遇是在,/当我们和你附属的阶级交了战火”(《别了,哥哥》)。诗人的叛逆,形象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力地破碎了旧的宗法文明构造,明示着一个在烈火中奔向长生的革命者的身影。殷夫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写道:“你是你,我是我,我和你彼此间的关系已完整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任何让步,任何折衷,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实在的,……但你却永远是属于你的阶级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意识状态成为一种动摇向上的力量,它推翻和解构了旧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新的意识世界和改革世界的方式;它攻破了旧的封建的血统关联,使个人的反水融入新的觉醒的阶级集体之中。

  苏醒而深入的感性自发

  在“红色抒情诗派”中,殷夫是清醒而坚实的。他的诗歌来自对劳工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对都市产业文化的批评,诗人的抒情方式是和现代的出产方式严密接洽在一起的:“灰色的屋宇在路旁颤战,/全盘的机构恐吓着崩塌,/街上一直的两行列,工人和汽车;/蒙烟的傍晚更裸露了都市的糜烂。”“富人用赛马刺激豪兴,/疲劳的工女却还散着欢笑,/且让他们再欢快一夜,/看谁人占领明日清朝?”(《都市的黄昏》)殷夫在诗中扬弃了空洞、虚浮叫嚷的诗风,无产阶级的信念、乐观和理想在他的抒情中得到形象的表现。因为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不是出于狂热式的情绪表达,而是从详细的局面、情境及奇特的视点抒写自己逼真的感想,所以他可以较早觉醒并战胜“革命浪漫蒂克”空泛、虚浮叫嚣的诗风,赫然地表现着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和事实休会相融会的抒情个性。清醒而深刻的理性自觉,使他的创作超出了侪辈幼稚而粗暴的呼喊。

  殷夫的红色抒情诗情感诚挚,文字委婉、细腻,风格健朗、活跃,宽阔的视线、宏大的魄力,明快的节奏、丰盛的空想,充足表现出殷夫的诗人气质,诗人以他充分的激情表白了簇新雄伟的无产阶级文化理想。丁玲高度赞美他“是这样的富有革命热情,这样的有力量。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英勇的兵士,他为了我们,为了革命,……流过他的血……他是诗坛的骄子,他是新的诗人”(《殷夫集?序》)。他的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作为一种精神镜像和文化遗产,传递着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价值信念、文化人格和精神面向。他的红色抒情诗表征着树立存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度的政治文化愿景。殷夫的诗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当初。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纂:丁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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